如果一種技術能讓國家更富裕
你會支援它嗎
大多數人會說
當然
但歷史上有很多統治者
他們的答案恰恰相反
1485年
德國金匠古騰堡發明了活字印刷機
他以驚人的速度改寫歐洲文明的走向
書籍的價格暴跌了80%
原本只有貴族才能接觸到的知識
開始湧入普通人的家裡
大學在擴張
思想在碰撞
一個嶄新的時代正在到來
與此同時
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
鄂圖曼帝國
做出了一個令人費解的決定
禁止使用阿拉伯文印刷
為者處死
於是
在接下來整整三百年裡
歐洲靠印刷傳播知識
催生了宗教改革
科學革命
啟蒙運動
而鄂圖曼帝國
這個曾經讓整個歐洲顫抖的超級大國
依然在用手抄書
這些人為何要這樣決定呢
鄂圖曼帝國的蘇丹們精明得很
他們非常清楚印刷機的威力
正是因為太清楚了才要禁止它
他們怕的不是技術本身
他們怕的是技術背後的東西
當知識不再被少數人壟斷
當普通人開始有能力思考
現有的權力秩序還能維持多久
這個故事是開啟今天這本書最好的鑰匙
歡迎來到天天讀書會
這期我們分享的書是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兩位經濟學家
戴倫·艾塞莫魯和詹姆斯·羅賓森
花了15年走遍武大洲寫成了這本書
這本書幫助他們獲得了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們要回答的是一個困擾人類
幾百年的終極問題
為什麼有些國家富裕
有些國家貧窮
他們找到的答案
指向了一群很有權勢的人
同樣的天空
不同的命運
在給出答案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個案例
美國和墨西哥邊境
有一座叫諾加萊斯的城市
一道鐵絲網從中間穿過
把它分成了兩個世界
北邊屬於美國
南邊屬於墨西哥
鐵絲網兩邊的人
說著同樣的語言
有著相似的文化
很多家庭甚至擁有共同的祖先
如果做基因檢測
他們幾乎沒有區別
但北邊的人收入是南邊的三倍以上
治安更好
孩子更容易接受教育
開一家小餐館只要合法經營
就有機會把生意做大
而難辨的人卻長期生活在犯罪
腐敗和低效率之中
同樣開一家餐館
面對的卻是繁瑣審批
層層盤剝和各種不確定性
同一片沙漠
同一種文化
同一群人的後代
唯一不同的是他們腳下那套規則
那麼為什麼僅僅規則的差別
就能決定一個國家的貧與負呢
兩種制度
書裡沒有籠統地說
搞好制度就行了
兩位作者把制度精確地分成了兩種型別
第一種叫詐取型制度
它的核心邏輯是
把權力和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
政治上決策被一小群人壟斷
普通人沒有參與權
經濟上
規則被設計成
從多數人身上抽取
供養少數人
你辛辛苦苦幹活
成果被拿走大半
在這種制度下
努力不會讓你變富
只會讓剝削你的人更富
第二種叫廣納型制度
它的核心邏輯恰恰相反
讓大多數人都有參與的機會
權力被分散
產權受保護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你有好點子就能去嘗試
失敗了可以再來
成功了果實是你自己的
在這種制度下
創新被鼓勵
努力有回報
所以每個人都有動力去創造
一句話概括
廣納型制度讓多數人創造財富
榨取型制度讓少數人掠奪財富
回到開頭的印刷機
同樣的技術
歐洲歡迎他
因為廣納型制度正在萌芽
新知識 新思想被允許流通
鄂圖曼帝國封殺他
因為榨取形的權力結構
不允許任何動搖
現有秩序的東西存在
技術從來不是問題
誰有權決定
技術能不能被使用才是問題
這種邏輯不僅適用於國家
企業 組織 乃至家庭
其實都遵循同樣的規律
但問題來了
既然答案這麼清楚
搞廣納型制度就好了
那為什麼全世界還有那麼多窮國
那些領導人是太蠢了
還是不懂這個道理
接下來這一層
是這本書最刺痛人的地方
貧窮是被設計出來的
答案不是他們不懂
恰恰相反
他們太懂了
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幾十年來做了一件事
派一批又一批經濟學家去窮國
教他們怎麼搞好經濟
開放市場
保護產權
投資教育
打擊腐敗
所有正確答案都端上桌了
結果呢
大部分時候
錢花了
顧問走了
什麼也沒改變
很多國家甚至越援助越窮
為什麼
因為那些統治者
不是不知道怎麼讓國家變富
他們非常清楚
但他們算了一筆賬
如果真的開放市場
就會冒出新的有錢人
來挑戰他們的地位
如果產權得到保護
他們就不能隨意
沒收別人的財產了
如果教育普及了
人民開始獨立思考
就不那麼好控制了
如果腐敗被打擊了
他們自己的利益鏈條就斷了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冷靜的
理性的
深思熟慮的選擇
讓國家繼續窮
因為在一個貧窮
無力反抗的社會里
他們的權力最穩固
他們的榨取最容易
對他們來說
一個貧窮但可控的國家
遠遠好過一個富裕
但無法掌控的國家
這本書舉了一個
很黑色幽默的例子
辛巴威的穆加貝總統
在位37年
他把白人農場主的土地沒收
分給了他的政治盟友
一群根本不會種地的人
結果糧食產量斷崖式下跌
全國陷入饑荒
但穆家貝本人和他的圈子
從來沒有捱過餓
更荒誕的是
他曾經在自己操縱的國家彩票裡
贏得了頭獎
所以貧窮不是失誤
而是選擇
不是事故
而是設計
換一個場景想想
有沒有一種公司的管理層
明明知道放權能讓公司做得更大
但就是不放
因為他算了一下
放權之後
蛋糕雖然變大了
但自己不再是那個切蛋糕的人了
對很多人來說
切蛋糕的權利
比蛋糕有多大更重要
最可怕的不是無知
而是清醒地選擇不改變
理解了上面這一層
我們再回頭看歷史上
那些阻擋進步的故事
就全通了
19世紀
鐵路技術橫掃歐洲
誰都看得出來
鐵路意味著更快的運輸
更廣的貿易
更強的經濟
但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茨一世
親手阻止了鐵路
在帝國境內的修建
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
也做了同樣的事
他們的理由很坦率
鐵路會帶來人口流動
流動會催生新階級
新階級會要求分享權利
他們做了一道算術題
鐵路讓國家變富
但我可能失去權力
不修鐵路
國家窮一點
但我的位子穩
兩害相權
他們選擇了讓國家窮
經濟學家熊彼得
有一個重要概念叫
創造性破壞
這是社會進步必經的階段
馬車被汽車淘汰
膠片被數碼相機消滅
傳統書店被網路平臺衝擊
這個過程雖然殘酷
但它是推動文明持續進步的
唯一隱情
但創造性破壞
對當權者來說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可能冒出新的贏家
來取代他們
所以在一個權力集中的體制裡
創新一定是最先被扼殺的東西
不是因為當權者不懂創新好
恰恰是因為他們太懂了
才更害怕
每一次創新
本質上都是一次權力的重新洗牌
進步最大的敵人
從來不是愚蠢
而是那些比誰都聰明
但害怕在進步中
失去自己位子的人
比如在公司裡
當一個新人進入團隊
帶來一種
我們不熟悉的做事方式
我們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是好奇
還是本能的牴觸
當一項新技術出現
可能改變我們賴以為生的行業
我們是主動學習
還是找各種理由否定它
權力的邏輯
並不只存在於國家
當一個人開始害怕失去既有位置時
他往往會本能地抗拒改變
替換掉當權者行嗎
好
如果問題出在統治者
那把統治者換掉不就行了
歷史給出的答案是
遠沒有那麼簡單
法國大革命推翻了路易十六
然後呢
羅伯斯比爾的恐怖統治來了
再然後
拿破崙稱帝了
俄國革命推翻了沙皇
然後呢
斯大林來了
一個比沙皇還恐怖的獨裁者
非洲更典型
殖民者走了
但殖民者留下的那套榨取性結構
被新的本國領導人
原封不動地接了過來
在獅子山
英國殖民者用那套結構榨取鑽石
獨立之後
新領導人也用它來榨取鑽石
只不過錢進了不同人的口袋
他們拆掉了國王
卻沒有拆掉王座
換了人
卻沒有改變制度
德國社會學家
羅伯特·米歇爾斯
提出過一個很絕望的概念
叫寡頭鐵律
他說
任何組織
無論起初多麼民主
多麼平等
最終都會走向少數人掌權
因為管理需要專業化
專業化需要集中
集中就產生了權力不對等
一旦有人掌了權
他們就會用手中的權力
來鞏固自己的位置
於是歷史出現了一個
最讓人絕望的迴圈
革命者推翻了舊的壓迫者
自己卻變成了新的壓迫者
血流了 命賠了
排面還是差不多
推翻一個暴君很容易
難的是不讓自己
變成下一個暴君
我們身邊也有小規模的版本
很多人創業的初衷是
我受夠了那種糟糕的管理方式
可等他自己當了老闆之後呢
不知不覺就變成了
他當初最討厭的那種人
不是因為他變壞了
是因為椅子沒變
那個鼓勵極權
缺乏制衡的結構沒有變
人一坐上去
就會被那個結構塑造
那麼問題來了
如果換人沒用
靠什麼才能真正改變
繁榮殺死了自己
如果只有窮國和獨裁國家
才會陷入困局
那事情還不算太複雜
但這本書告訴我們一個更殘酷的真相
即使曾經輝煌到極致的地方
也可能親手把繁榮殺死
13世紀之前的威尼斯
是全歐洲最開放
最有活力的城市
它有一種制度創新
叫康曼達契約
一個窮小子
可以跟有錢的投資人合夥做生意
賺了按比例分成
虧了各擔風險
這讓窮人也能靠本事翻身
階層流動飛快
靠著這種開放
威尼斯成了地中海上
最耀眼的明珠
然後1297年發生了一件事
那些已經靠這套制度
發了大財的家族
現在他們已經是
威尼斯的貴族了
他們做了一個決定
他們立法關閉了大議會
從此以後
只有已經在策的貴族家族
才能參與政治和商業
他們還廢除了康曼達契約
把賺錢的生意
全部壟斷在幾大家族手裡
當時的威尼斯貴族
一定覺得自己做了
全世界最聰明的決定
我上來了
把梯子收走
後面的人永遠別想上來
我家的財富就能代代永享
但結果呢
創新枯萎了
因為新人進不來
貿易萎縮了
因為壟斷殺死了競爭
年輕人要麼離開
要麼認命
曾經全歐洲最繁華的商業帝國
慢慢變成了一座
供遊客參觀的博物館
沒有任何外敵打敗威尼斯
它是被最成功的那批人親手殺死的
作者從這裡揭示了一條殘酷的規律
創造繁榮的制度
最終會製造既得利益集團
而既得利益集團
又會反過來封閉制度
扼殺繁榮
想想我們自己
當我們在某個領域
積累了一些經驗和地位
內心深處
是不是也有一種隱隱的衝動
最好不要來新人超過我
最好這個行業不要變化太快
這種念頭太微小了
微小到我們自己
都不覺得它是危險的
但它的本質
和1297年
威尼斯貴族關閉大議會時
心裡想的東西
沒有區別
時代的岔路口
還有一個更深的問題
歷史上的制度本身
是怎麼形成的
為什麼有的國家走向了開放
有的國家走向了封閉
1347年
一艘從克里米亞駛來的商船
停靠在義大利西西里島
這艘船帶來了鼠疫趕軍
在接下來幾年裡
它殺死了歐洲將近一半的人口
這就是黑死病
人類史上最恐怖的瘟疫之一
但讓人深思的不是死亡的規模
而是同一場災難落在不同的土壤上
竟然長出了完全相反的果實
在西歐 英國 法國
黑死病造成了勞動力的急劇短缺
活下來的農民突然變得稀缺了
領主急需人幹活
農民的溢價能力飆升
他們開始要求更高的工資
更多的自由
封建農奴制開始鬆動
瓦解
這條路走了幾百年
最終通向了後來的商業革命
工業革命
現代民主
但在東歐
波蘭
普魯士
俄國
同樣的勞動力短缺
領主的反應
不是讓步
而是加碼
他們趁著混亂
加強了對農民的控制
用法律把農民更緊地綁在土地上
加重勞逸義務
歷史上把這叫做第二次農奴制
比之前還要嚴苛
同樣的災難
同樣的衝擊
完全相反的結果
差別在哪裡
差在一個微小的初始條件
黑死病來臨之前
西歐的城市化程度稍微高一些
農民的組織力稍微強一些
領主的控制稍微鬆一些
注意
只是稍微
平時這點差別
幾乎看不出來
但當黑死病這個巨大的外力衝擊降臨時
這些微小的差異
就像裂縫遇到了地震
被急劇放大
變成了不可逆的分場
歷史不是宿命
也不是偶然
它是微小的差異
在關鍵時刻被無限放大
然後不斷自我強化
最終變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世界
我們自己身上也是類似
我們人生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選擇
二十幾歲時讀的一本書
三十歲時接下的一個專案
某個下午答應參加的一場聚會
在當時完全不起眼
但幾十年後回頭看
它們可能就是我們人生中的分叉時刻
那個把微小差異無限放大的節點
國家為什麼會窮
好 讓我們把所有線索收攏
諾加萊斯的鐵絲網告訴我們
決定貧富的是制度
鄂圖曼帝國和沙皇俄國告訴我們
掌權者不是不懂什麼對國家好
而是清醒地選擇了對自己好
維尼斯告訴我們
既得利益者會主動封閉
曾經讓他們成功的制度
法國革命和非洲獨立運動告訴我們
換人沒有用
必須換制度
黑死病告訴我們
制度的走向有偶然性
但一旦走上某條路
就會不斷自我強化
所有線索指向同一個結論
國家貧窮
從來不是因為人民懶惰
不是因為民族愚蠢
不是因為文化落後
甚至不是因為資源貧瘠
真正決定貧富的是制度
而制度背後是權力
當權力被少數人壟斷
制度就變成了榨取的工具
進步被壓制
創新被扼殺
財富被集中
這短期內可能看起來很有效率
蘇聯在1950年代
曾經讓整個西方世界恐懼
增長速度快得驚人
但那種繁榮是有保質期的
蘇聯的高速增長
靠的是用國家暴力
把大量農民從田裡趕進工廠
這是一種一次性的資源搬運
效果立竿見影
但搬完就沒了
真正能帶來持續繁榮的增長
必須靠創造性破壞
允許新東西不斷冒出來
替代舊東西
但榨取型制度最做不到的
恰恰就是容忍創造性破壞
因為每一個新生力量的崛起
都可能威脅到現有的當權者
讓即將被取代的人
來決定要不要取代自己
答案永遠是不
蘇聯永遠生不出蘋果公司或臺積電
因為喬布斯這種人
本質上是一個攪局者
他出現在一個已有巨頭的行業裡
用全新的方式
把老巨頭打得措手不及
如果有一箇中央計劃委員會
來決定誰能做電腦
誰不能做
你覺得他們會允許兩個年輕人
在車庫裡挑戰IBM嗎
不可能
所以沒有創造性破壞的經濟體
就像燃燒自己的傢俱來取暖
很暖
很快
火光很耀眼
但燒完就什麼都沒了
而當權力被約束
當機會向大多數人開放
當創新得到保護
財富能夠被創造
而不是被掠奪
國家就能持續繁榮
不是因為出了一個英明的領袖
而是因為制度本身在運轉
一個成熟制度的標誌
不是出了一個好領袖
而是連壞領袖也壞不到哪裡去
因為規則比個人更強
書裡有一個精彩的案例
美國總統羅斯福
大蕭條時期
力挽狂瀾的傳奇總統
1930年代推出了新政
全市達到巔峰
但最高法院不斷判他的法案違憲
他很惱火
提出要增加法官人數
把自己的人塞進去
這個計劃如果成功
總統就能實質控制最高法院
三權分立就名存實亡了
但他沒有成功
國會 公眾
甚至羅斯福自己
黨內的人都站出來反對
他們說
我們支援新政
但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人
凌駕於制度之上
哪怕這個人是我們最信任的總統
這就是廣納型制度的力量
連最受愛戴的總統之一
試圖越線的時候
都會被制度拉回來
不是因為有某個英雄挺身而出
而是因為規則本身就有這個功能
但這裡面藏著一層更深的東西
如果我們仔細審視整條鏈條
會發現最底層
隱藏著一個關於人性的洞察
人類最大的困境
不是不知道什麼是對的
而是在知道什麼是對的之後
仍然缺乏去做的勇氣
尤其當做對的事
意味著自己會失去某些東西的時候
鄂圖曼蘇丹知道印刷好
但不敢開放
沙皇知道鐵路好
但不敢修
威尼斯貴族知道開放好
但不敢維持
他們都輸給了同一樣東西
對失去的恐懼
而這不正是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
最熟悉的感受嗎
這講的僅是國家嗎
這本書的名字叫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但讀完之後你會發現
它講的遠遠不只是國家
它講的是人性
一家企業會停滯
往往是因為鼓勵創新的文化變了
變成了保護既得利益的文化
曾經開放的決策流程
慢慢變成了一個人的獨角戲
一個家庭會僵化
往往是因為溝通的規則變了
從雙向交流變成了單向命令
從傾聽變成了說教
孩子和父母的那條溝通的管道
被堵死了
甚至一個人的人生也是這樣
年輕時對什麼都好奇
什麼都想試
慢慢地
人們積累了一些成就
也積累了一些恐懼
人們開始害怕失去
已經擁有的東西
於是不知不覺的
人們把梯子抽掉
把門關上
把自己封在一個安全
但越來越小的世界裡
這本書用500年的歷史
五大洲的證據
最終指向了一個
對我們每個人都適用的結論
決定命運的
是我們有沒有一套
持續自我更新的內在規則
1485年
鄂圖曼帝國禁止印刷
他們以為自己保護的是權力
後來才發現
他們失去的是未來
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
一個國家最危險的
從來不是貧窮
不是資源不足
甚至不是缺少人才
而是掌握權力的人
開始害怕改變
因為
所有失敗國家的背後
幾乎都站著同一群人
不願被改變的既得利益者
而所有繁榮國家的背後
也都藏著同一個秘密
讓權力受到約束
讓機會向多數人開放
這就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答案
國家如此
企業如此
家庭如此
人也是如此
感謝觀看天天讀書會
我們下期見